火紅眼黑貓 發表於 2015-7-29 23:16:15

同理心的限制:八仙塵爆誰才夠無辜?


八仙塵爆發生至今還不到一個月,關於受害者及家屬的主流輿論就已經翻轉了一百八十度,其中甚至有起底受害者的身世背景、情感關係者,不絕於耳的更是「自己愛玩要怪誰」的評論,讓人震驚台灣社會譴責受害者的文化不僅止於性侵案件,甚至還普及到這種受眾分歧廣大的公安事件。當然這些受害者也並非完全沒有共通點,在譴責者眼中,他們最大的原罪就是「花了一千五」、「愛玩」、「自找」的,然後將這些受害者與高雄氣爆、凱薩飯店氣爆的受害者對比起來,說後者才是真正無辜的受害者。

但你知道這些人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跟你我都不一樣嗎?他們都是台灣長久以來依循苟且、圖利財團、欠缺公安意識、壓搾基層醫療與警消安全控管人員的受害者,他們身上承受的傷痛,將永遠地跟隨他們,而我們的所作所為,唯一跟他們可以區別開來的,就是我們比他們幸運一些,沒有在那個致命的時刻出現在那個致命的地點。

▎死有餘辜?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死有餘辜的事,讓越來越多鄉民大喊「趕快拔管死一死,不要浪費資源」?他們到底是怎樣的可惡可恨,以致於在他們身上投注任何人力物力,都叫做「浪費」?他們是做了什麼奸犯了什麼科,讓人們如此毫不留情面地在他們身上投擲恨意?從事發當下眾人的悲憫到今日的厭惡不耐,我們可以歸咎於少數受害者家屬荒腔走板的發言,也可以說這是因為塵爆事件讓已經過勞的醫療體系面臨崩潰,導致醫病關係更加惡化,部分民眾因為害怕自己的醫療權益受到影響,將這個怨氣發洩在受害者身上。

當然這也是台灣社會近年來貧富差距擴大、階級衝突日益白熱化的結果,當唐美娜一反社會對理想受害者家屬蓬頭垢面、滿手做事人坑疤結繭的滄桑,身穿名牌洋裝精心打扮地出現在媒體面前,要求政府負責「醫到好」,還說要把民眾捐給其他團體的善款「都追回來」,她勾動了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既得利益者貪得無厭的反感,瞬間將人們對受害者的「同理心」燒炙成灰。隨後她的臉書帳號被起底,雖然事後證明她的確不住帝寶,臉書上秀的高貴洋酒、出入的高貴場合,也不是「她的」,但還是不免留下炫富的印象,讓原本慷慨解囊的「一般人」、許多「捨不得花一千五去跑趴」的人感覺自己又被這些有錢有勢的人消費了。隨之而起的就是一股要求捐款退費的浪潮,有人想改捐給陽光基金會以免被濫用了,有的則氣憤難當地說不想理了,「你們自己的小孩愛玩跑趴,憑什麼要我們負責?」

▎誰才無辜?

雖然因為退款需要證明、程序繁瑣,至今還沒有人正式完成退款手續,但唐美娜對整個八仙受害者自救會的形象顯然挫傷極大,對已經趨緩的善款募集更是雪上加霜。緊接著又有死者蘇家陞的父親表示希望政府編列常態性預算,讓民眾開始覺得受害者家屬要求特別待遇,將高雄氣爆與凱撒氣爆的受害者抬出來對比,說這些才是「無辜」的受害者。但真的是這樣嗎?誰無辜,誰又死有餘辜,是我們能夠判斷的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就可以縱容媒體鄉民網搜洩露受害者隱私,對每一個受害者及其家庭掘糞挖屎,拿著放大鏡檢視他們是否夠冰清玉潔,身世是否夠淒涼,是否配得上我們的「同理心」?

這當然也跟保守台灣主流社會對「跑趴」、「去夜店」、甚至「參加音樂祭」這類年輕人喜愛的活動根深蒂固的反感有關,更遑論參加這些活動所費不貲(又觸及了階級與貧富差距的敏感問題),不管這些年輕人平日怎樣地有為向上、怎樣地出類拔萃,他們既然參與這樣的活動,必然就是「貪玩」、「浪費」、甚至是「道德上有瑕疵」(為何「去夜店」、「跑趴」代表道德上有瑕疵,那你就問倒我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自找」的,跟那些「無辜」路過被氣爆波及的人自然在「道德」的清白程度上無法相提並論。

事實是台灣的大型活動鮮少注意公共安全,事前沒有消防演練、沒有疏散計畫,活動期間沒有醫療與消防單位駐守,今天是彩粉趴發生塵爆,明天可以是跨年煙火晚會發生大火,就算是我們每天看得到、碰得到的夜市,擠得水洩不通的情況下,如果發生爆炸、火災或推擠意外,是不是又會造成嚴重的傷亡?這些人是不是也很活該?誰叫他們沒事去湊熱鬧,沒事去排什麼人氣水煎包?到時候會不要有很多事後諸葛跑出來說,他們早就知道這有多危險,那些受害者是自己的愚蠢的受害者?怎麼他們這麼厲害先前都沒有出來說什麼呢?如果他們分明知道某活動有公共危險,卻刻意不說,是不是也要負起道德責任?

▎「同理心」的限制

我從來就不相信「同理心」。每當有人說「有點同理心好不好?」,好像這樣說就夠了,不需要再解釋或論述了,這種言論的蒼白程度,就跟「彼此尊重」一樣,什麼也解決不了。「尊重」的背後,要有對問題多元面向的深刻理解,要有實際對話與做出必要妥協的心理準備,就跟我們說「同理心」,如果欠缺對自己的行為動機與思維方式的清楚認識,又對問題本身的前因後果、事件的核心價值欠缺完整的理解,這「同理心」又有什麼意義?明顯地我們只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殖到我們試圖「同理」的對象身上,一旦對方不符合我們的想像,我們就感到失望,感到對方不值得我們的「同理心」。

當我們對某些家屬的發言感到不滿,某些人甚至因此詛咒躺在病床上與死神搏鬥的傷者「早點去死」,我們忘記了,我們真正要關懷的,其實並不是這些外圍的家屬。當然他們也有很長的道路要走,心中的焦急無奈與恐懼或許不下於傷者,他們其中少數人或許因此態度激動,或許因為無力感與無助感將怒氣發洩在醫護人員身上,我們沒有必要去「同理」他們的感受,也沒必要「原諒」他們,因為他們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要去想像他人的痛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尤其是當傷口不明顯的時候。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麼我們要幫助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我們要關注這個事件?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可以想像躺在病床上忍受刀割一般痛苦的清創手術,就算我們真的可以感同身受,對他們來說也於事無補。

▎為什麼我們要關心

我們要幫助他們,因為那也可能是你和我,興高采烈地離開家門,夢想著與家人好友共度的歡快時光,任它是票價高昂的彩粉舞會,還是巷口夜市一支20元的烤香腸。你牽著你心愛的人的手,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萬事美好,然後一切都在劇烈的焰火中燒滅成灰。我們要持續關注這個案子,就像我們應該繼續關注高雄氣爆與其他公安事件,因為我們要確定同樣的悲劇不會再度發生,我們要不斷地質問政府,他們在這悲劇裡學到了什麼,什麼樣的新措施被制訂來防止類似的慘劇?我們也要不斷地追蹤,該為此事件負責的個人與單位,是否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對受害者提供了合理的賠償?除了一次性的賠償金額,是不是可以考量像荷蘭福倫丹大火一般,對業者日後的營業收入扣取一定百分比,加入善款與賠償金結集成立基金會,以求長期有系統地支持受害者?

我們最不應該做的,就是讓少數人造成的反感影響我們面對這個事件的決心。我們不應該讓衛福部拿健保經費無限度貼補自付額的短視動作所造成的不公平感左右,忘記了這不過是執政政黨收買家屬的企圖;我們也不該任憑新北市政府挾持幾個受害者家屬成立「官方自救會」左右輿論,從而規避自己可能要面對的連帶責任,我們藉要此逼迫所有政府部門正視自己疏忽怠職可能會帶來的嚴重後果,並從此確實地改變這種因循苟且的習慣。

八仙塵爆目前還在接受診治的傷者高達近五百人,可想而知家屬人數更是成千上萬,其中或許不乏少數態度惡劣、自私自利者,但就像唐美娜無法代表八仙家屬,這些人的惡形惡狀也不該被過度放大。我們可以理解精疲力竭的醫護人員忍耐程度自然已經到了極限,但如果把精力用於攻擊對醫療專業一無所知、徬徨憂懼的家屬,對台灣整體醫療環境的病態又有何幫助?我們應該做的,是藉此思索台灣醫療人力不足、健保醫療給付過低的問題要如何面對與解決,我們要的,是實質的改變,而不是一再要求醫病之間的「同理心」。

▎忽視雜音,專注在我們渴望的改造

家屬要求政府編列常態性長期預算來照料傷者,事實上正是出於對整個體制與社會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我們都很熟悉。就像高雄氣爆、就像復航墜機,民眾的同情與關注消散得很快,幾個月後,還有幾個人會持續地捐款、投入義務服務工作來協助受害者?善款至今雖有11億,但由於後續耗材、復健與手術費用高昂,根本不足以覆蓋,更別提當時高雄氣爆善款高達45.5億,不到一年竟然剩不到4億,對重傷人數更多、其中多為需長期治療復健者的八仙塵爆家屬來說,當然更覺得憂心。加上活動主辦人似乎沒有賠償的誠意與能力,八仙又試圖撇清關係,新北市政府更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民事求償看來也不樂觀。根據台灣人的思考邏輯,當然就是跟政府(/青天大老爺)求情最有保障了,但看在一般民眾的眼裡,這就變成要「全民負責」了。

是否編列常態性預算或許還有待討論,但不可諱言的,一個健全的社會的確時時要對它的成員擔負起若干責任。我們建立社會福利網,設置全民健保,並不只是因為我們對那些在社會底層或恰巧遭逢不幸的人有「同理心」,而是我們一起集資集力分擔風險,所以當我們自己陷入困境,人生不至於因此毀於一旦,我們的家人不至於因此被拖累受苦。有這樣的安全感,人們才不會被自己的恐懼綁架,一個社會才有機會進步,擁抱不同的價值觀,變得更開放、更公義。

我誠摯地希望,我們可以學會忽視那些令人反感的雜音,不要給那些貪婪自私者綁架言論的機會,專注在我們渴望的改造,專注在思索如何更有效且透明地分配資源,以期能夠持續地支持這些孩子漫長的復原之路。他們只是出門參加了一個舞會,是穿著西裝貪婪懶散的大人背叛了他們,把他們推入炙熱的火焰中;也是那些貪婪懶散的大人,現在正在剝奪人們協助這些孩子的意願。讓我們都只關注該做的事,信守我們說會守護他們的承諾,不要把他們推入無助的黑暗角落,任憑他們自生自滅。他們還有好長好長的人生,不要讓他們覺得死了比活著好。讓我們在幫助他們、改變這個傷害他們的結構的同時,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更好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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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宛萱
陳宛萱,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哲學研究所,荷蘭Erasmus大學文化經濟學碩士,曾獲大小若干文學獎項,散文、小說、報導散見大小若干文學與藝術類雜誌報刊。現為文字自由工作者、荷蘭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站特約記者。著有《荷蘭式快樂:做自己不需要說對不起的人生觀》(啟動文化,2014)。長居荷蘭卻痛恨啃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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